退出是生态保护的需要。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现实和直接的。这种破坏不但包括历史形成的、正在进行的，更包括未来潜在的。当下我们所看到的环境成本也仅仅是冰山的一角。为了及时有效地缓解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之间存在的矛盾，采取行政性和法律性手段推进矿业权退出是合理的。

退出是宏观调控的需要。回首过去的三个五年，在矿产资源供给遭遇“瓶颈”的背景下，矿产资源勘查或多或少存在粗放发展、效率低下的现象。在取消地勘资质的新形势下，矿产资源勘查可能面临新一轮竞争。为了更好地防范需求与供给的严重脱节，实现宏观层面上投入产出效益的最大化，采取行政化的手段。

退出是提升管理的需要。一段时期以来，各级政府在各个时期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实施了多元化的管理方式。不但取得方式不同、税费标准不同，更重要的是其底数不清，难以得到社会各界的有效监督。实施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，是全面规范矿业权管理的一次重要契机。通过这一轮的退出，可以使政府部门的行业管理工作全面走向成熟。

退出是子孙后代的需要。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，其经济起步阶段往往是从透支其资源和环境开始；伴随其发展进程的推进，均要限制其“竭泽而渔”、“杀鸡取卵”的行为；最后进入封存自然资源、留给子孙后代的发展阶段。压缩矿业权设置总量，规模化利用国外资源，无疑是实现国家长远战略和民众未来权益的重要举措。